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ConservationEE保护生态学课题组

首发于公众号 ConservationEE

缓解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环境议题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2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报告指出，为了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最迟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并且最迟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排放[1]。我国也已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减少需要从“减排”和“增汇”两方面入手，其中增汇指的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途径进行碳捕捉、固定和封存。 
森林是地球最大的陆地碳库，针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和恢复是最为重要的自然增汇途径[2]。符合一定标准的森林产生的碳汇量，在经相关组织核证后，可以转化为碳信用额（carbon credit）在碳市场上出售，供缔约国或控排企业购买，“抵消”自身碳排放。这种可用于交易的森林碳汇被称为林业碳汇。近年来，由于政策的大力推动，我国的林业碳汇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是，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日前发布的气候变化报道媒体简报中指出，我们必须正视林业碳汇自身的局限性和目前林业碳汇行业存在的风险，认识到仅靠碳抵消的“捷径”将无法如期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才是“正道”。CEE课题组博士生窦敏毓和课题组长华方圆参与了相关调研和简报撰写工作。

据IPCC估计，2020-2050年保护、改进管理、恢复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湿地、稀树草原和草地）平均每年的经济减排潜力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3]；然而，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的《2022年全球碳预算》指出，如果想要达成1.5℃（可能性50%）的温控目标，全球碳预算仅剩38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仅2021年1年的人为排放总量就为402亿吨[4]。正如IPCC的报告所指出的，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领域（AFOLU）的减缓措施可以实现一定规模温室气体减排并增强碳移除，但无法完全弥补其他经济部门拖延行动导致的碳排放。全球碳吸收潜力与碳排放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森林的碳汇能力主要体现在固定在植被中的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死木、凋落物以及土壤碳；此外，木材产品虽然已经从原有的林分移除，但是考虑到其仍然可以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仍可看作是一种固碳形式。这些碳并非永久固定；由于森林的状态受到生态因素、人为干预（如保护、管理措施和恢复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森林所能发挥的实际固碳效应会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有可能发生逆转，从碳汇变为碳源。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频繁森林火灾已侵袭了许多企业的碳汇林。2021年7月，由英国石油公司购买、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科尔维尔印第安保留地森林的碳信用就在大火中遭到了破坏[5]。

如上文所述，只有符合标准、经第三方核证的森林碳汇量才可能转化为碳信用额度在碳市场上交易。“额外性”（additionality）是决定森林碳汇是否具备交易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6]，它指的是无论是保护森林所减少的碳排放，还是通过森林经营、造林、或再造林产生的碳汇，都应该相对于项目的“基线”（baseline）来说是“额外”的；而基线则是指在没有林业碳汇项目介入时，最能合理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基线识别与额外性判定将直接影响林业碳汇项目的成效评估。

但是，由于森林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采用的评估方法、参考数据以及核算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森林碳储量以及碳汇的评估、监测与核算存在较大的争议。其次，不论是基线还是额外性，本质上都是基于林业碳汇的交易属性而衍生的概念，直接与碳汇交易的经济利益挂钩。因此，基线如何确定、额外性如何论证、项目产生的碳汇如何监测，在不同类型的林业碳汇项目当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

碳减排量的“重复计算”（double-counting）指的是通过碳抵消机制签发的碳减排量不止一次被计入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这会降低了减排承诺的有效性，造成尽管各主体（国家、企业）似乎都达到了既定的减排承诺、而总排放量却超标的局面[7]。减排量的重复计算是一个普遍问题，它有可能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例如，国际油气公司壳牌在苏格兰资助了Glengarry造林与再造林项目，并在广告中声称该项目将用于帮助消费者抵消排放。实际上，苏格兰政府也计划将此项目用于英国范围内的碳抵消，以满足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要求[8]。此外，各国家或组织承诺的造林面积也存在很多交叉，简单加和会夸大种植的森林面积，产生对减排量过于乐观的估计。

碳排放的“泄露”（leakage）指的是一个地方减少碳排放的干预措施导致另一个地方碳排放的增加。在一个地区实施林业碳汇项目所造成的其他效益（如木材生产）损失，有可能被转移到其他区域来弥补，导致这些区域产生额外的碳排放。“泄露”可能减少、抵消甚至逆转减排干预措施的总体影响[9]，因此在评估林业碳汇项目的碳成效时必须予以考虑。

泄露问题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温室气体排放（REDD+）项目中尤为常见。例如，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大豆禁令导致其附近的塞拉多地区大豆产量增加了31%，森林砍伐也相应增加了12.7%[10]。因为大型农工业企业往往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运营，这种结构性的泄漏很难避免。

在国内近年来的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双重刺激下，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纷纷入局林业碳汇市场，希望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分一杯羹。然而，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关于林业碳汇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机制尚未健全，社会各界对于林业碳汇认识也不够全面和深入，再加上森林碳汇功能本身的局限和不确定性以及林业碳汇开发和交易规则的复杂性，使国内林业碳汇市场呈现鱼龙混杂的现状。

一方面，一些人或者机构利用林业碳汇相关概念和机制的复杂性，提供错误和虚假信息，误导林地拥有者、企业、金融机构和公众，借机牟利。另一方面，许多控排企业使用相较于直接减排成本更低、周期更短的碳抵消“洗绿”，掩盖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扩张。此外，仅以固碳为单一目标进行森林恢复时，可能会忽视甚至阻碍森林实现其他综合效益，比如植树造林与保护水资源和湿地资源的权衡。

综上所述，森林自身碳汇功能的上限与不确定性，加之林业碳汇在额外性、重复计算、泄露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林业碳汇市场鱼龙混杂的现状，决定了林业碳汇带来的碳抵消始终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离不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没有捷径可走的。